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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要搬新的办公地点,大伙卷起双袖收拾了整整一周,光是私人留下的杂志打包起来的箱数十指都算不完且不说清理掉的,而且都不知道自己辛苦打包的那一箱箱“砖头”不知何年马月会再打开。
清理掉的刊物都集中到一个地方等待当垃圾处理,“底层”的被称斤卖掉,“高贵”点的每本一元被收购,不过终究是殊途同归,只是时间问题。大多数影像作品扔起来总感觉得心应手,卖起来也显得理所当然,甭管它之前拍摄多用心,制作多精美,只要倾注太多个人的情绪在里面注定只能成为个人的收藏品他人的废弃品。这种个人的影像即便可称为作品其实很多时候也只是往事的遗物,它唯一能证明的只是已发生过的事情所留下的痕迹。
我有一个朋友,他总会在很多场合有意无意的让别人知道自己存了将近5个T的照片(5120G),遇到同道中人不再讨论照片怎样拍而是探讨怎样存储,照片拍得怎样早已无所谓,如何保存的苦恼倒像惨淡的初恋时常烦其心智。终于有一天,他发现一张存储照片的光盘老化损坏,里面的照片都无法找回,幸好那些都是某一年随便拍的,原本无关紧要却导致这朋友痛苦程度丝毫不差中年丧子。原因是他再怎么回忆都记不起那一年他到底在哪里,干过什么事情……仿佛生命的长度就这样给上帝砍了一节,当年照相机卸下他记忆的负担如今却添加了他精神的枷锁。
当然这情况只能说作为私人生活的照片总会让个人赋予很高的纪念价值,虽然它只能是被放在和拍照时的人物背景相关联的情况下才能被诠释、感知。但当相机被当做活化了的记忆工具,照片被赋予生命所遗留下来仅有的纪念品的时候,对相机的依赖性达到惊人的程度。
还要说一个在媒体做摄影记者的朋友,刚开始参加工作时无论是跑突发新闻还是专题都觉得从工人入手就需要拍摄一种英雄式的肖像,从一个街上就得找出一个城市的面貌,一间服装店就必须展现一个季度的所有流行元素,一个厨房就要发掘整个地区的生活方式……因此不放过任何一个时机,生怕遗忘那个决定性瞬间,每次都是一大堆大同小异的影像。后来发现被挑上的都是些自己觉得最没有表达能力的,总觉得还有更合适的,跟哪个编辑合作都是一个样,也从未有读者来反映图片好坏。开始怀疑自己如此辛苦是否值得,开始每次随便按下快门草草完成了事,反正稿照发薪水照领,只是心里总憋着慌。
后来也慢慢明白自己拍摄的这种公众照片只需要提供一个讯息,捕捉一些影像来说明一桩事也就足够的道理。至于经过他个人经验所截选出来的画面对他人来说也只是一种隔离了的讯息,“若想这种公众照片去引导别人一起达到某种记忆,那也只能说是作为一种陌生人的记忆(约翰·伯格)”。
乔治·鲁奥曾对自己作出这样的评论,“我是一直非常快乐地作画,是个处在最阴暗的悲哀中而能忘却一切的画痴。”画画肯定没有数码摄影来得高产,也不是每个人都需要成为大师所以玩得开心拍得开心就够了。

